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也不例外。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1928年、1929年、1931年先后主持制定、发布和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即强调发动苏区群众植树造林、保护山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伟大号召，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环境保护列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开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先河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确立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新方向再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将“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到形成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根本遵循的新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民立场、人民解放、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站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深入挖掘、系统梳理百年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及其所蕴含和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对于更加完整、准确、系统把握百年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在新时代更好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时期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基本观点和党的宗旨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就在于，从建党伊始，就将消灭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从对劳苦大众悲惨命运的同情、对最底层人民群众厚重的情怀和自身诉求出发确立使“人民解放”的使命、宗旨。生态环境问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相较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性任务，相较于“环境保护”这一术语及其形成思潮的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可以说忽略不计。列宁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在解救贫苦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使人民解放，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使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将贫困大众所受社会压迫、经济压迫、政治压迫与自然压迫有机统一在一起；自觉将抗灾救灾、自然资源的资源保护分配同领导革命、发展生产活动有机统一在一起；自觉将充分利用自然，使改变、利用自然同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胜利有机统一在一起，把亿万贫苦农民、工人等广大无产阶级阵营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领导中国人民大力进行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使革命史与自然史相互交融，探索形成了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在战乱与灾荒中如何救荒、生产、育人等具有朴素生态文明意义的政治行为，并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动源和早期渊源。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建党之初，我们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重视对劳工权益的保障，包括改良工人卫生和改良水利。例如，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制定团的纲领和章程时，即通过《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等决议案。其中明确，“经济方面……（四）改良工人卫生，禁止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作有妨害健康的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党建立工人、贫农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联合战线，奋斗目标之一即改良工人待遇，“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提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中国农民之痛苦，其中之一就是水旱灾荒，使各种农民都受苦深重。为此，要“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拓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在这里，黄河和淮河的治理，显然就受到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山河破碎、百废待兴的极其困难和特殊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开启的四大水利工程，就是从治理淮河开始的。从毛泽东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号召到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号召，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有深厚的民生情怀、山水情怀。这种情怀体现在1923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在“共产党之任务”中，明确了“改良水利”是“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之一；“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检察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是“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之一。
（二）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惨痛革命经验教训，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我们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创建的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井冈山土地斗争经验并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农民作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耕者有其田”的权利；1929年4月，红四军到达兴国后制定和颁发了《兴国土地法》；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三大土地法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对水利、江河、湖沼、森林、牧场、大山林以及桑田、竹林、茶山等设定了保护和分配的基本政策。
对于植树造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第十三条明确要求，地方苏维埃在环境允许条件下，要“改良现有的及建立新的灌溉（工程）”“培植森林”。而且，在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成立了山林水利局，内设水利、山林、总务三个科，主要职责是负责植树、育林、护林、木材采伐销售以及管理和指导河堤、陂圳、池塘修筑与开发等事务。毛泽东专门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这些实践理念与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有相融相通之处。可以说，对整个生态系统与人民劳苦大众的内在关系，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进行了探索，既讲生态系统观又讲生态治理观。中国共产党正是把土地、水利等事关苏区最广大、最基本农民群众权益的自然生产资料进行分配和保护，竭力为广大农民群众谋幸福，实行各种保护农民利益与避免灾荒的具体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有力地推动苏维埃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开展，促进苏区政权的发展、壮大，巩固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我们党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在民生主义部分，共十一条，其中两条，即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充分体现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内在统一。1940年8月，《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则直接要求“有计划地开井、开渠、修堤、改良土壤……发展森林、畜牧业及家庭副业……提倡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灾害”。
这一切表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始终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力，发展水利事业、植树造林、改良土壤、改善人民的卫生状况等具有朴素生态文明意义的行为是为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存续和发展，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为人民服务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和底色。“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这段出自1944年1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的话语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至上基本价值立场已经从日常卫生教育活动上升为提高人的素质的高度。
虽然没有设立“环境部”“环境保护”部之类的政务院部门，但是政务部门中的林垦部、水利部、卫生部等，共同纲领中“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等表述，已经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密切相关，已经是今天所理解的生态文明建设应涵盖的丰富内涵。
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对人民而言，这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黄炎培曾说：“1949年这一年‘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我国的发展也由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着眼点还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核心还是“人民”。同时要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在一穷二白、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尽管我们今天理解的人与自然关系更多是与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相关的人、自然、生态和资源的关系范畴，但是对于新中国来说，所面对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尤为高度紧张的。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淮河灾害治理开启的水利事业系统性工程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导致河南、安徽两省一千三百多万人受灾，数千万亩土地被淹。7月，毛泽东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9月，他又批示指出：“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这都体现出毛泽东对淮河沿岸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危的牵挂。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方针，拉开了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史上第一个大型工程序幕，开启了淮河史上由“导淮”向“治淮”的历史性转变。这里特别需要指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将淮河作为一个整体，要按“统一规划、蓄泄兼顾、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思路，上中下游同时推进，一体谋划、有序推进、相互配合。这些前瞻性、战略性方针和系统性、科学性思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对于今天我们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保护好中华水塔、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也都有重要借鉴意义。从1950年11月开启淮河治理第一期工程开始，到1951年冬实施治淮二期工程，再到1957年冬，经过近八年不懈治理，淮河流域洪涝灾害防御能力显著增强。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从“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的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启动长江荆江分洪工程。1950年10月，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研究荆江分洪工程；是年冬，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划》，同意“蓄泄兼筹，以泄为主”，“江湖两利”的原则。1952年4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动工兴建，军工、民工共三十万人。荆江分洪工程从全面开工到第一期主体工程结束，仅七十五天就宣告完工。1954年夏，长江出现了历史上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中央防汛总指挥部首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确保了荆江大堤及两岸人民的安全，发挥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巨大作用。毛泽东为此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历史实践证明，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开启平原水利综合利用的典范工程、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十万军民用七十五天时间建成了“为世界和平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的世界性水利工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这一时期，由淮河水灾出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中国缔造者们，系统开展了黄河治理和海河治理工程。毛泽东先后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和“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思考如何使大江大河化害为利。
（二）伴随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整个时期的林业建设和植树造林
森林和林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阵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断加快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其中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使发展林业、植树造林也成为重大的民生工程。这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就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具有制度机制性探索和实践。如1950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禁止盲目开荒及乱伐山林的指示》。华东局在汇报中指出，一些地方乱伐山林、放火烧山开荒，或与水争地，导致少地区山林遭到严重破坏，对水利气候不利。这里令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颇为惊讶的是，新中国初期我们的实务部门已经深切意识到山水林田湖草之间的系统关系，表达了乱伐山林、放火烧山或对水利气候不利的担忧。这对于纠正一些人认为当时没有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没有生态环境的唯心主义错误认识，非常有用。对华东局的指示，中央提出了五条意见，其中包括禁止在陡山开荒，提倡修理梯田，兴修水利；要封山造林，严禁烧山与乱伐山林，要有计划地采伐林木；对海滩江河湖沼附近新增大量荒地，也要有计划地进行开垦，不得与水争地。1951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加强林业工作的指示》再次指出，要大规模开展封山造林运动，使十年二十年后可抚育成林。要结合全面性植树造林运动，普遍进行封山造林、育林。这些宝贵的思想和实践，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党的林业政策和思想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1956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一切宅傍、村傍、路傍、水傍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求有计划地种起树来”。3月，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开启了持续不懈的绿化祖国征程。毛泽东还指出，必须坚持久久为功，“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农林牧，一个动物，一个植物，是人类少不了的”“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这些重要的战略思想，表明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农林牧不仅对中国人至关重要，而且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战略支撑。
（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环境保护”进入社会公众视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环境公害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美国率先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思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环境保护”这一术语或范畴下的实践，新中国在事实上起步较早。对于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环境保护认识，学界没有从文献、学理视角进行充分挖掘和论证。
通过查阅大量党史文献，我们发现，早在1960年初，我们党针对当时的环境问题，已经形成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见解。如1960年3月19日，党中央转发建筑工程部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报告的批示。批示提出，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处理利用得好，不但可以免除废水危害，而且可以回收石油、酚、氰化物、碱等工业原料，价值很大。3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时用生动诙谐的语言指出：“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1969年6月，周恩来在与卫生部的谈话中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如果污水、污气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最大的财富。”
由此可见，我们党倡导天人合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民族性的体现，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的一个重要体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党和国家在每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指示要把污染防治，保护环境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中。1972年6月，人类首次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我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并作了会议发言。1973年8月，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法规性的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关于我国环境保护的三十二字方针。1974年5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由计划、工业、农业、交通、水利、卫生等有关部委的领导人组成。这样一种机制设计表明，我们党很早就意识到，环境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和复合型工程。1978年，我国第一个《全国环境保护展览会》，参观人数达二十二万。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环境保护进入了全社会视野。
三、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续探索、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指出要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为“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直接推动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诞生，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法为基本法、以部门法和地方法律为补充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提出“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文明”于2007年首次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掀开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大幕。从根本上说，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关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权益，让发展的成果包括生态红利的制度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12月，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也就是说，单独的环境保护法的制定，以及在生态文明大范畴概念下的森林法、草原法的制定，是在邓小平倡导和推动下完成的。1979年，国家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试行）、森林法（试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具有先河性质的法律。在1978年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在第二十六条以专条明确“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召开，确定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以1982年宪法为依据，我国加快了环境立法步伐，在此后近十年时间，我国颁布和实施了诸如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单项环保法律法规。刑法、民法通则等也对生态环境保护作了相关规定。到1989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通过环境保护法，我国基本建立起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体系。综观这一系列单项环保法律法规的立法宗旨，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安排设计，党的意志体现人民群众诉求，反映时代呼声，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人民的愿望。特别是水、土壤和大气污染防治立法，都着眼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邓小平反对盲目开荒，反对过量砍伐森林，认为绿化可以防治城市污染、改善人民生活。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河北唐山时就说：“现在资本主义管理讲美学，讲心理学，讲绿化。美观使人感到舒适，会影响人们的情绪，这不是没有道理的。”1983年3月，邓小平在北京参加义务植树劳动时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这些朴实的话语，与邓小平后来“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内涵是一致的。
（二）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潮涌动。1994年2月，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国际友人时指出：“中国政府有决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由此，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动的一件大事。江泽民指出，经济发展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这一思想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升为“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从应付世界上的突发事件考虑，从子孙后代考虑，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3月，江泽民说：“西部地区迟早是要大开发的，不开发，我们怎么实现全国的现代化？”1999年6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说：“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些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错误。”要下决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各方面持续迅猛发展。在发展的同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坚持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2002年3月，江泽民主持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提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成为判断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模式的全新执政理念，反映了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其核心观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以人为本”的总体要求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至党的十七大确定的主要发展战略，都就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立场、建设目标和建设路径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这一条主线就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两型社会战略目标—生态文明”。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或内在特征。显然，生态文明的核心实质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胡锦涛就此指出：“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这里，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都指向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一个崭新话语——生态文明。2007年，“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并使之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掀开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新的历史大幕。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全过程，关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转变的深刻变革。传统话语体系下的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真正进入了生态文明宏观视野下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新的实际出发，带领全党全国全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们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和根本性变化，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坚持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统一。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规律观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将自然界看作处于变化发展与普遍联系的客观实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与此同时，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既“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又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通过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考察，以宏大的历史观考察人类文明变迁史，深刻揭示出文明迭变背后的生态因素以及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既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同时要维护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生态生命系统的有机性。
纵观人类文明史，生态环境的变化确实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据史料记载，现在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也曾是森林遍布、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由于毁林开荒、滥砍乱伐，这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蔓延，湮没了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基于此，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反之则一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亲自推动中华水塔三江源、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出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自觉遵循生态与文明发展规律的伟大实践。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环境民生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对环境权的维护、对公共生态产品的需求与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生态公共产品不足、生态环保形势严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必须以新认识新实践解决这一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与公共产品、生态与民生关系范畴的科学论断，是对良好生态产品公共民生属性的揭示，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党民生思想的完善、丰富和发展。
一是深化和拓展了民生概念的新内涵。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条件和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生态环境保护得好，全体公民就受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整个社会遭殃。生态环境的状况和质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摆脱贫穷落后是社会治理的主要着力点。此时，由于对环境的开发利用速度远低于生态环境自我修复速度，环境问题作为民生范畴属性尚没有凸显出来。因而，在古典福利经济学概念体系里，公共产品不包括空气和水。因此，传统“民生”范畴多指需要社会付出而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教育资源、就业机会等公共性服务。当今，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化，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普惠性和公平性，有着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既强调了治理结果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治理过程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树立新的政绩观，着眼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深刻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的深刻内涵，统筹把握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党和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实施绿色决策、科学决策，以新发展理念切实转变发展理念，把持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履行生态文明建设职责、提升公共治理水平、呵护最普惠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全方位全过程全系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产品需求。
二是要从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福祉重大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公共属性出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从发展战略看，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下，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已成社会共识。但必须看到，资源总量是一定的，生态系统的总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说过去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基于粗放型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生态系统问题尚处在环境总容量的可自我调节范围，今天的环境问题则已经使我们站在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临界点、环境阈值的最高点。今天的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有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因此，要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角度，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既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质量提升工程；又要从提升整个生态环境质量的战略高度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各种西方生态中心或生物中心主义流派的超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生态观，但不同于当今世界一些西方流派所倡导和主张的泛生态主义。工业文明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人定胜天，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危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西方社会兴起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划分出一些新的生态主义学派，使人类中心主义由“强式”向“弱式”转变，走向非人类中心主义、泛生态主义主张的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在他们那里，所有生物生命都是自然的主体和核心，人类的道德关怀要拓展到所有的生物生命。这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它承认了所有生命体自身的内在价值，在人与生命之间建立了伦理关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道德的升华。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社会活动家，反对人类对满足人类社会基本生存和需要的动物食品的摄取，甚至认为植物也是会讲话、有思想的精灵，从而忽略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彼此存在的价值，否认了人对于自然界、人对于社会存在的根本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人与自然并重的生态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同一的。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观的高度概括。一方面，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工业文明人定胜天的价值观。必须深刻认识到，工业文明强调人定胜天，认为只有人有价值，是工业文明的一个主流价值观，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如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发展了否认自然价值的科学和哲学。另一方面，它将生态文明作为民生的最大福祉，始终将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检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最终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尤其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反映人民群众由求“生存”走向求“生态”，由盼“温饱”向盼“环保”的时代需要，要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运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使人民群众感同身受。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其开放包容的全球语境，强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建设清洁美丽世界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和确立的新时代全球治理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也是中国反复倡导的全球观、价值观。早在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就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日内瓦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包括“绿色低碳”在内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历史时期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历史性、创造性贡献。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必须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全方位、立体式、全系统变革。少了任何一个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都是不完整的。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首次完整明确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战略论断，从而使“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明确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凸显出生态文明建设对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建设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到，“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智慧和独特贡献；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总体布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性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中国以大国担当，积极主动地为全球环境治理、生态保护搭建平台，畅通机制，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例如，中国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将生态保护作为重要目标，致力构建和完善绿色价值链，在助推沿线发展中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支持相关国家绿色项目建设；中国加快能源科技出海，在国内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同时，致力推动世界能源系统绿色转型；中国塞罕坝林场、库布齐沙漠的神奇转变，为全球生态治理带来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工业减碳、森林碳汇，为全球碳达峰碳中和树立了榜样。可以说，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是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历程的最新理论和最新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对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的最新拓展。
在中国通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整体布局彰显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地位“双战略”支撑下，中国走出了发展和保护双赢之路，走出了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幸福文明之路，走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道路，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这一道路从根本上使十四亿多人口的中国实现了全面小康，创造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下的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新业态，揭示出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文明形态的强大生命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稳步发展，还用海纳百川的全球胸怀关怀人类，以自己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生态文明的力量，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要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升华为人类大同社会思想，具有了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
五、结语
（一）鲜明的人民性，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百年生态文明建设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崇高理念和始终如一的人民情怀
正如文章开篇所指出，我们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包含着改善工人卫生和改良水利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最底层人民群众、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与党的使命宗旨相结合，反映出其与其他一切政党利益集团迥异而鲜明的政治品格。
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以及贯穿始终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根本立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生动实践。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词典中，“人民”是高频词，分量是最重的，人民立场是根本立场。党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张经过人民的同意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形成在全社会有普遍感召力、约束力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使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变、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征和特点，但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体现的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党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精神渊源和底色底蕴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彰显的各种精神，比如说塞罕坝精神，也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反过来讲，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存在的前提、基础，恰如一块基石，支撑起党和国家其他事业发展的巍巍大厦，从而使绿色又成为百年政党独特的精神标识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显著特征。
（二）相融相通性，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百年辉煌成就的思想密钥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2018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这里，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自然是生命之母，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与此同时，探求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及其人民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含其中的生态智慧，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发展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最为深厚的民族土壤和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天人合一、道常无为、道法自然等智慧和思想，既是中国人民修身治世格言的道德追求、行为之本，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及其所蕴涵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使中国共产党既承载着中华文明和中华生态智慧传承、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又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时代使命，使其能够在中华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双重作用、共性融合中持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使其在二十一世纪最终拥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一脉相承的精神力量，彰显了百年大党百年伟大奋斗的内在传承和时代创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所以发生历史性、转折性、根本性变化的根本保证，是面向“十四五”时期，面向2030年、2060年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布局，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的根本思想遵循。
与此同时，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历程深刻揭示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生态智慧的传承和发展，尤为重要的是，源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持续不懈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源于对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关注，是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二十一世纪的集大成者。
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所蕴含的人民观，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立场和宗旨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史，使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到，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只要坚持人民观、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就能够准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生态文明建设也是这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三大攻坚战之一，着力解决土壤、大气和水污染问题，使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面向未来，党中央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我国进入以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新时期，一方面要着力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改变过于倚重化石能源的局面；另一方面尤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采取“一刀切”、运动式“降碳”，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利益为代价换取数据性指标。中国共产党百年和生态文明建设所揭示出的鲜明的人民性、一以贯之的实践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展示的精神品格，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地继承和发扬，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