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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高度重视战略问题

作者:高祖贵   更新时间:2022-03-07 10:36   阅读次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战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关键阶段,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我们要深刻认识战略问题的重要性和采取正确战略策略的紧迫性,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

站在重要历史关口,解决好战略问题尤显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问题,重视制定战略规划、确定战略部署、落实战略安排。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把战略思维应用于战争实践,系统阐发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战略设计,开启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战略设计,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党的十九大提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展现了实现中国梦的光明前景。

如今,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面临不少现实重大问题和挑战。与此同时,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在此重要历史关头,尤其需要对“国之大者”从战略高度给予清醒认识和审慎处理。

解决战略问题,要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全局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战略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全局性,战略思维就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增强战略思维、驾驭战略问题,就要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全局意识。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的深刻意义所在,也是党中央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最具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在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的今天,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全局意识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系统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多方面、深层次的联动关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及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挑战、新要求,通过因应世界大变局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国内角度讲,就是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战略自觉,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政策协调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从国际角度讲,就是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不仅要看到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从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演进看中国;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向充满自信、坚定不移,对业已制定的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政方针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科学制定对外方针政策,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积极为人类谋和平发展。

全局又是分层次的。凡是相对独立的,兼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阶段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全局。就全党和全国总体而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又制定了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战略安排,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施富有前瞻性、全局性、基础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统筹谋划重要领域的接续改革。全局和局部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每一个局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全局。即使从局部所处地位来说,也需要了解大局,以便更好服从和服务于更大的全局。就各地区和各部门而言,确定各自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既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又要从本地区本部门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把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加以贯彻落实并取得预期效果。这两个方面都是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全局意识的具体体现。就对外关系而言,党把握新时代外交工作大局,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外交本身的全局,也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全局的局部。

解决战略问题,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斗争本领

战略具有预见性。解决战略问题,不仅要重“系统”讲“全局”,而且要注重阶段与阶段之间关系的处理。既要立足当前,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超越阶段;又要放眼长远,增强预见性,在实现当下阶段任务的同时,为下一阶段准备必要条件;还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阶段与阶段之间条件的转化,并依据这些转化及时提出新的任务、方针、政策、办法,坚定推进战略的阶段性转变。例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明确了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确立一系列相应基本方略,坚定实现了战略转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战略安排。

战略又强调稳定性。新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任务、方针、手段等一旦确定,就必须成为行动的准则和依据,必须保持基本稳定,得到坚决落实。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之间围绕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业、网络太空深海等新疆域、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竞争合作日趋突出,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上升,全球发展不确定和不平衡加剧、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我们所处时代及其主要特征,如何深刻认识我国发展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再度变得重要而且紧迫。党中央经过深入综合研判认为,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其内涵和表现形式都呈现新的特点,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我国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应对各种挑战风险的资源、手段、经验丰富,完全有决心、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这是纵观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演进,通览政党、民族、国家的兴衰沉浮,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一旦作出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和不断塑造战略机遇,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把党中央关于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部署创造性地实施好。

战略还具有对抗性。任何战略都是服务于一定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这种服务往往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斗争中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前进道路上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既敢于斗争,勇于碰硬,又善于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