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作为一种重要能力，是政党执政和具备合法性的前提，更是其不断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奋斗目标的关键力量。当前中国发展已经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具有了新的起点和目标，因此结合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执政经验，从理论上提出、探讨、廓清中国共产党改革领导力的内涵、生成逻辑等问题，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的全方位的治理能力以及促使国家永葆改革活力具有推进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改革领导力的内涵：“政党—国家”关系的解析视角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人民和历史的检验，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确立。需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脱离国家制度，而存在于国家制度以内。这种党领导国家体制，是不同于现代西方国家的、体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逻辑。基于这种独特的“政党—国家”关系视角，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领导力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确立各个阶段的目标，并对自身及影响任务的各个方面进行变革的能力。将其概念进行解析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领导力具有两个面向：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组织的自我革新能力。以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政党为目标，以不断审视自身为常态，以自我改革和学习为方法，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而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的领导能力，彰显其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优越性，并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二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给人民、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变革能力。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和整体性工程，需要协同推进。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改革，囊括国家机构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以及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旨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一整套更加完善和成熟的国家制度，提高国家整体治理水平，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意义上的变革能力。

党的建设意义上的自我革新能力与治国理政意义上的变革能力，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改革领导力的实质内容，并犹如物体的两面，彼此相互影响、互为一体。对此，可以作四个层面的解释：第一个层面是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强调的是对原有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发展，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革，由量变促进质变，进而建立起更加完善和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个层面是领导力。党的领导力是全方位的，改革领导力是党的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支撑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项事业中始终是领导一切的，同时在改革的进程中也发挥着独特的引领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第三个层面是党发挥改革领导力的过程。改革的温和特点决定了改革领导力起作用的过程也将是渐进性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第四个层面是改革领导力的实现路径，即“政策主导制度变迁”的改革途径。从以问题为导向，出台改革政策，到进行改革试点，总结经验，逐渐推广，最后上升为国家制度和法律。其中，“先政策，后法律（制度）”的途径，是改革领导力实现路径的典型形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政策都能达到这一水准。

二、改革领导力的生成逻辑

如前所述，党的建设意义上的自我革新能力和治国理政意义上的变革能力共同构成了党的改革领导力，从这两方面来依次分析改革领导力的生成逻辑显得尤为必要。

党的建设意义上的自我革新能力是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而生成并不断深化的。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提出要将党的建设视为伟大工程来推进，党的建设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成为党的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也是共产党人形成自我革新意识、勇于自我革命的开端。在此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始终把自身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不断培养和提升党的自我革新能力。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更是不容懈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把党的建设看成是一以贯之的任务加以深入推进。党的治国理政意义上的变革能力则是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国家治理的能力水平及有效性，前提则是通过党带领国家人民在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来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治理国家提供一套更完备、更有效的制度依据，确定可供遵循的稳定的政治原则，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即其效能的充分发挥也有赖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见，在党领导国家治理改革的实践中，党的改革领导力就体现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的过程，并最终通过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凸显出来。

1.改革领导力生成逻辑的基本内涵

在上述党的建设实践和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改革领导力特有的生成逻辑。基于此，可对改革领导力生成逻辑的基本内涵作如下分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能够从自身定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出发，正确审视自己，树立自我革命和自我提升的常态意识，并始终保持党性的纯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由此不断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在领导国家治理改革的实践中，党的改革领导力主要体现为改革决策和改革政策的实施。从政党与国家关系的视角来看，党的改革领导力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具体而言，从以问题为导向，出台改革政策，到进行改革试点，总结经验，逐渐推广，最后上升为国家制度和法律。其中，“先政策，后法律（制度）”的途径（也称为“政策法律化”），是改革领导力经验模式的最高形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政策都能达到这一水准。因此，在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时刻牢记自身使命，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让反省和改进成为常态化，以优秀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不断鞭策自己，进而提升自身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通过“政策主导制度变迁”的改革路径和“政策法律化”的经验模式，将实践中好的政策、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趋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这共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改革领导力所特有的生成逻辑。

2.改革领导力生成逻辑的显著特征

结合改革领导力两个意义层面上的内容可对其生成逻辑的特征作如下概括：党的建设意义上的自我革新能力，是改革领导力生成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不断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增强自身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才能获得人民对其执政地位的彻底认可，才能更有效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治理国家，提高治理绩效。因此，党的建设意义上的改革领导力是国家治理意义上改革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党的治国理政意义上的变革能力，是改革领导力生成的实践性支柱。只有将党自身的改革领导力付诸治国理政的种种实践，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党自身的改革领导力才得到有效发挥。同样，只有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党自身的改革领导力才能转化、铸造国家能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为党自身改革领导力的形成和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性支柱。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改革领导力生成的制度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国家开展一切活动和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原则和依据，是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则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中国共产党发挥强大改革领导力的方向就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改革领导力也是在通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和定型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政策主导制度变迁”和“政策法律化”的经验模式，是改革领导力生成的现实路径，也是落实和展现改革领导力的基本途径。据史卫民教授研究，从“政策法律化”的进程看，经济类政策从政策到法律转换的过程较长（1~29年），但已制定的法律较为齐全；社会类政策（1~28年）、农村改革政策（7~26年）、城市改革政策（8~16年）从政策到法律转换的过程略短，但都有不少政策还没有立法，所以其在“政策法律化”方面总体上慢于经济政策。总的来看，从政策到法律的过程最长是29年，基本上契合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形成的最主要的标识则是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法律体系。

3.改革领导力生成逻辑的保障机制

改革领导力的生成逻辑，有四个重要的保障机制：一是动力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所产生的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强烈使命感，“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共识意识以及“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忧患意识，将执政党的政策思维传递给社会，以坚定不移的改革意志、锐意进取的改革勇气和高瞻远瞩的改革智慧，洞察改革良机，进行各个重点领域的深化改革并总结经验，进而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成熟定型、健全完善的国家制度体系。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提高改革领导力，依靠的就是这样的动力机制。二是政策机制。“政策主导制度变迁”的经验模式，是落实和展现中国共产党改革领导力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通过改革政策对各领域体制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即发挥改革领导力的过程，呈现出“被动回应”到“主动回应”再到“积极进取”的渐变过程。改革具有问题导向，转型期社会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及矛盾使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不得不进行某种回应，即表现出“被动回应”特征；其后是主动发现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政策设计和政策出台，即开始转向“主动回应”阶段；而后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在总结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顶层设计，进行谋篇布局，大胆突破，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就“政策主导制度变迁”的经验模式而言，其从“被动回应”向“积极进取”的转变过程，也是党的改革领导力显著提升的过程。三是协调机制。首先是党的建设意义上的自我革新能力和治国理政意义上的变革能力协同推进，形成了强大的改革领导合力。其次是党的改革领导力通过公共政策掌控社会利益分配，协调多元社会利益，均衡多元利益关系，同时把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能力统一起来，维护社会稳定。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破除改革阻力，凝聚社会共识，发挥制度优势，继续将“全面深化改革”贯彻到底，也将倚重这种协调机制。四是学习机制。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治理实践的进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这也是党的改革领导力能够与时俱进保持持续调整、良性调适、不断强化的关键所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浪潮中，这种学习需要一以贯之，学习能力只能强化，而不能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