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长期奋斗和探索之中，是对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深入学习党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有助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的自信与决心。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中，实行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一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最早并不是中国的发明。原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最早探索并建立了工人自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更多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尝试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有一批经济学者提出了许多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苏联的改革于1986年开启，在推行了五年之后遭遇了全面失败，并最终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苏联的失败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具有很大的风险。东欧、苏联都比当时的中国基础好，但它们的改革都失败了。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使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回顾与反思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之路，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

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改革大方向已定，但具体改革道路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在社会上出现否定新中国历史倾向的严峻形势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基调，提出实现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深刻命题，通过争取经济社会发展，弥合历史创痛和社会分歧，避免了苏东国家因否定历史而发生的思想混乱和政治转向。同时，事先设定改革范围、划定政治底线、列出改革“负面清单”，党中央提出：“我们首先要决定不能改什么，具体怎么改大家可以深入研究。”这个“不能改”即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重大的政治定调，有效防止了改革开放演化为对现行制度和国家历史的全面清算和否定，保证了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坚持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新中国诞生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壮大形成阵营，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新气象。百年党史深刻昭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铸就事业辉煌的关键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借助战后产业资本全球化之利，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多种因素影响，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面对不利的形势，“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邓小平指出，要勇于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于时代，提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在对世界大势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一往无前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在改革开放实行30多年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大势、总揽全局，在中共十九大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针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和我国国内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形势，作出了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现代化事业“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重大基本判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前世界格局和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国内来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禀赋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日益彰显，不仅使中国成为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力量，而且使中国用几十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完成的工业化历程。从国际上来看，近年来，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运行都处于一种“新常态”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无论新投入是何种形态都无法形成新的产出，经济运行几乎处于一种无剩余的形态。这种经济的“新常态”导致了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中产阶级空前萎缩以及种族矛盾上升等三大外溢表现。伴随其“新常态”产生的还有“新民粹”。以美国为例，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潮流的冲击下，昔日在美国社会中居于主流的中产群体被边缘化，并陷入困境，成为“新民粹”的主要构成部分，并且还成为塑造美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和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新常态”“新民粹”两个因素叠加，使得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对华敌意急剧上升，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为实现中国梦带来新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判断是指：中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既是中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经济困难和政治风险加剧的时期。这个时期具有制度红利衰退、社会结构分化、国家治理复杂化和外部环境转变四个特点。实际上，从各国经验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往往也是社会问题和矛盾丛生的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要在此时提出“新时代”，就是要求全党要及时从历史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教训中总结经验，推动中国实现社会转型，向现代化的更高水平迈进。在建党百年来临之际，我们既要看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险与机遇，也要看到“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困难和挑战，这既是正确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出发点，也是深刻理解和把握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代背景。

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带领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社会主义建设20多年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百年探索，都是从实践中获取真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法论比喻成“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中，这个方法论发展为“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和政策，同时动员指导人民开展新的实践”。

改革与革命不同，改革是在已有基础上的变动与完善，不是推倒重来。因此，改革是在已有的客观条件之中的调整。与革命不同，改革时期的“顶层设计”是相对意义上的。推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要求我们党必须要能够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国家、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也要能够集中民力和民智，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有效配置资源、保卫国家安全、保障社会的安定团结。“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改革的起点设定于“从问题出发”，从现象入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改革尝试；将改革的路径设定为通过实验、试点，逐步推广，先后成就了深圳、海南、浦东新区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

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九条宝贵经验时，将“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放在了首位。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为党的领导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实践，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民主就是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党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改革开放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将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将协商民主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着力点，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循序渐进地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的各项权利。

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大特色。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的。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相比，苏共和共产国际政党更强调集中制。从学理上来看，集中制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一旦党形成了统一的决定，所有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并努力付诸实施。二是党的最高决策层善于把不同意见统一起来，把意见中的真知灼见概括出来，权衡利弊，当机立断。这两个逻辑在中国政治语言中的表述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换言之，政治核心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表现。

邓小平曾指出，党没有政治核心就会软弱涣散，就无法形成坚强的战斗力。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表明，只有“民主”没有“集中”，政治资源就会处于分散的状态，无法形成有效的行动能力。但如果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政治资源就无法得到广泛地调动，就会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治核心制度的创立形成了“民主+集中”的效应，既可以广泛动员政治资源，发挥组织与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又能够集中资源、形成合力，有效发挥政治效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带领中国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并终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政治制度上看，就是实行了民主集中制，我们必须坚持好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