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起了全人类的高度关注和警惕。作为哲学伦理学工作者，我们可以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反思这场肆虐人类的疫情，并加以理性分析和科学应对。

人类和自然共享一个地球，人类本应有道德责任和义务保护自然环境，爱惜野生动物和植物，但人类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自我贪欲的满足，不断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一些人认为，人类凭借科学理性可以穷尽宇宙的一切奥秘，这种信念是“培根—笛卡尔式”的理想，即科学就是对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作“终极说明”，并且自信地认为，万物的一切应该臣服于人类的利益，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大自然是供人类不断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库，或者是任凭人类任意打扮和雕琢的无生命的客体。但这种盲目自信，在自然的地震、海啸、飓风、传染性病毒等面前，会瞬间黯然失色。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

从道德境界的角度来看，这种道德观念，实质是一种“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当作自然界的唯一主体，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只是具有低级生命体征或无生命体征的客体。实际上，人类来自大自然，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大自然面前，任何民族、族群、人种都应当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人类是自然生物链上最高级的物种。但人类不能为了自我欲望的满足，不遵守大自然生物链的平衡原则，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大自然。人类应该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保护自然界的一切，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这是自然的道德要求，是环境正义的原则要求，也是人类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这种以人类为事物的中心的学说被称作人类中心主义，也称人类中心论，这一学说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中心，也是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目的，自然界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应当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去解释。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其主张解放人性，追求人的自由、平等与价值，帮助人们摆脱中世纪神学统治，将人从天国拉回人间。但是，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为了追求更好更舒适的生活，为了经济的发展，在自我贪婪的欲望中，肆无忌惮地去破坏原本整体和谐的大自然。1992年世界众多科学家联名发表《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种“人类—自然”两元分离的思维模式，一直盘旋在现代一些人的道德记忆中。

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具有致命的自负流弊，那么，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就具有道德上的正义？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应对人类中心主义而产生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大自然自身具有内在的价值，人类应该赋予大自然应有的伦理地位和道德权利，人类应当把道德共同体，从人与人的范围，拓展到大自然和整个生态系统；认为人们应当在伦理上进行一次彻底的“伦理革命”或“道德革命”，让自然的一切存在物享受道德主体的地位和道德资格，从而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倘若将大自然的一切存在物都纳入道德共同体范围，那么人们就连踩死一只蚂蚁，拍死一只苍蝇，甚至是杀死自己豢养的一头猪，都应该承担道德责任。人们在大自然面前，将失去主体性和能动性，面临较大的危险。

恩格斯在回顾18、19世纪的科学发现之后，曾经这样说：“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恩格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流动的处于永恒变化的自然做了正确的解答。因此，我们既不要痴迷于人类中心主义，也不要沉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坚持辩证的有机的自然观。同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应该在科技伦理和道德原则的框架内进行，而不是凭借人类的无节制的所谓自由意志，以“去道德化”的立场为所欲为。

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物资与资源的时候，应当尊重自然，服从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正义法则。这是人类智慧的一种体现。

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历史教训表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中华文明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

（作者：欧阳辉纯，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